衡水市情研究2021年第7期 总第216期 栗希荣 关于我市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调研与思考

第7期

（总第217期）

中共衡水市委党校主办  2021年7月12日 签发人：郑彦敏

一、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涵和实践基础

所谓“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在市域（主要指地级市）范围内，由地级市统筹谋划，带动市级、县级、镇级、村级四级联动，统筹城乡发展，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等现代化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基层社会治理等社会问题，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包括“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方面内容。总体来说，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子系统，也是社会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自然延伸。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战略部署。

（一）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子系统，更是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有效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够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一是市域层级关键。市域处于国家治理的中观层面，既是国家社会治理大政方针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者和推动者，是社会治理的“前线指挥部”。二是市域地位重要。市域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汇聚节点，政治经济资源集中，对基层的辐射力、 影响力很强并较为直接。三是市域作用独特。与县域相比，市域社会治理对象更多样、治理风险更重大、治理资源更丰富，一些重大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市域层面统筹推进、中观指导、真抓实干；与省域相比，市域对基层情况更了解、指导更直接、管理更具体、行政更高效，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落实需要市域拿出实际操作方案和具体落实举措。

（二）市域社会治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风险的资源力量和统筹能力。一是把风险化解在市域优势强。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集聚地，更要成为重大矛盾风险的化解地。现实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往往在市域产生汇聚， 如何将其化解在市域、不再外溢扩散，已成为亟待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二是把风险化解在市域效率高。市域具有最优治理半径和最大政策边际效应，是社会矛盾风险排查化解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市域可以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三是把风险化解在市域影响小。市域是防止风险外溢扩散上行的重要关口，将重大矛盾风险化解在市域，可以防止单个风险演变为系统风险、局部风险演变为全局风险，助力巩固全国稳定“基本盘”，可以有效管控好集聚性扩散性流动性风险，把一市一地的平安汇聚成国家长治久安。 

（三）市域社会治理直面基层一线，直面社会治理各类问题，具有快速研判信息、广泛调集力量、紧急协调处置的天然优势。市域在资源上有更多统筹余地。设区的市无论在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地方财政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具备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多样的资源手段。市域在法治上有更多手段。设区的市具有相对完备的立法和行政司法权限，可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具有更大更灵活的自主创新探索政策法律空间。市域是具有较多行政资源与较强执法司法能力的综合体，更要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成体，为此要充分发挥好市域社会治理特殊资源优势，加强探索创新和系统集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实践探索和制度成果。

二、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及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一）我市积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显著成效

1、注重创新创造，打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组合拳”。 我市制订了推进衡水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工作方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工作台账，针对推进社会治理的工作体制、工作布局、工作方式和组织保障提出33项重点工作和109项具体任务，逐一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定期汇总报告阶段性工作计划、措施和进度，有力有序确保各项工作全面铺开、扎实推进。

2、通过建立包联机制，加强调度指导，推动衡水市形成注重实效、不拘一格、多点开花、争先创优的浓厚工作氛围。比如，鼓励“法治乡村”的先行地饶阳县王同岳镇、综治中心建设的示范镇阜城县古城镇进一步发挥典型领路作用。指导枣强县大营镇发挥经济强镇优势，大力提高综治中心规范化、智能化、实战化水平。在实现衡水市铁路沿线高点瞭望视频监控全覆盖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武邑县清凉店镇和景县广川镇利用铁塔建设“高空瞭望智慧天眼”和“综合治理视频监控”项目的经验，将高点监控视频的应用场景和实战功能拓展为十余个，擦亮乡村治理的“千里眼”。深州市政法干部回村任法律顾问的做法，在衡水市宣传推广。这些经验做法正逐步汇聚成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3、提高源头预防能力，破解矛盾纠纷化解“痛点”。截止到2020年10月，衡水市矛盾纠纷累计排查5874件，调处5633件，调处率达到95．9％。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市委政法委连续多次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3130件，化解3100件。针对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难以预见的热点难点问题，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作用，我市8000余名网格员和近5000个民调组织、治安巡防队伍，开展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强化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治安巡逻防控，助力乡村社区应对疫情和服务管理能力提升。

4、提高治安防控能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难点”。目前，衡水市“雪亮工程”平台已接入视频监控4675路。其中，市公安局“天网”视频资源4367路，市城管局主建的主城区视频监控资源92路，铁路沿线高点瞭望视频监控资源216路，初步实现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图像资源的调度应用，建立了常态化视频巡查制度。我市积极开展市县主城区网格化巡控。截止到2020年10月，我市共出动巡逻警力239797人次，出动社会力量857524人次，出动巡逻车辆47915辆次，盘查可疑人员111416人次，盘查可疑车辆62534辆次，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43名、网上逃犯27名。市主城区8个警务站、县城区24个警务站全部通过验收并实体化运行，我市实现了24小时无缝隙网格巡控全覆盖。

5、提高宣传引导能力，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盲点”。通过加强平安建设典型培树，征集“平安衡水进行时”主题作品、推动“平安衡水宣传基层行”活动；开展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大干30天”集中攻坚行动和“我遵守、我践行”等系列主题宣传，提升全民守法出行意识，打造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充分发挥新媒体的重要作用，运用公众感受、记者视角、新媒体话语体系讲好“社会治理故事”。

（二）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与问题

我市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正扬帆起步，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与问题。

1、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公益性）发展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财物投入来管理，这是不可持续的，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社会治理应该千方百计提高社会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

2、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一枝花”，但近年来，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成集访、群访、闹访现象还有存在，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3、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不够明确，存在多部门管理、权责不清晰问题。网格运转机制、网格员职能职责、网格员管理考核办法、网格工作绩效评估体系等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在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支撑市域社会治理方面存在较大短板，目前功能完善的社会治理智慧化指挥平台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网格员开展信息采集、问题上报等工作，仍主要依赖传统方式。各部门数据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存在较明显的数据壁垒问题。

4、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方面仍需加强。区级、街道综治中心仍存在功能不够健全、工作联动不足问题。法院、司法、公安、街道等相关部门在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均作了积极探索，但仍存在力量分散、整合不够的问题，需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专业工作力量不足，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5、社区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不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体利用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社区协商路径和办法较传统，居委会成员能力、素质参差不齐，作用发挥不够，且人才流失较严重，未能有效提升社区服务的自治化、法治化水平，实现社区自治、法治、德治良性互动。社区工作者队伍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未能有效激发社区工作者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的内生动力。

三、我市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以构建“党建同心圆”为目标，不断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新思路、新路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是党委领导下政府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体系，包括一整套紧密相连、衔接协调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为此，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把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专项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把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更加有序有效开展。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成为不断夯实党执政根基的过程，提高党领导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把“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通过构建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切实解决群众难题、畅通实现群众利益渠道、增进人民福扯，使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如，桃城区大陆裕丰社区由“坐班制”向“值班制”转变，设立“值班岗”和“走访岗”，让社区干部主动进小区、进楼栋、进项目、进企业，真正做到社区工作“每日巡、经常访、及时记、随手做”，以“微服务”疏通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改善基层社会“微循环”，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实现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化解、第一时间确认、第一时间反馈”等等。切实做到把群众的关切点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围绕破解难题优化制度设计、提高服务效能。

（三）突出多元共治，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基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民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第一要厘清政府治理职责。社会协同共治的核心在于厘清城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改变过去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通过完善社会治理的法规政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培育良好的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确保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第二要引导居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在高度流动性、离散化的现代城市社会中，必须增强社区的社会黏性和成员归属感，将居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第三要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对于激发社会活力、提供社会服务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既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又让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释放大能量。

（四）推进资源整合，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要健全完善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发挥群防群治力量，及时发现不稳定风险隐患。着力提高信访工作智能化水平，努力打造网上信访主渠道。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综治中心的市域社会治理实战平台功能，强化各类调解力量的整合，完善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充实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专业力量，积极发挥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五）加强与完善大数据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运用。要精准提炼疫情防控期间“大数据+网格化”的经验做法，积极将疫情防控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与优势。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社会治理决策机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建设跨部门“全科网格”大数据平台和基层社会治理平台。以“雪亮工程”建设为契机，加强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结合我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建设，建立全区便民信息服务平台，促进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服务共享，形成上下贯通、纵横联动的工作网络。精准掌握人、地、事、物、情、组织等各类基础数据，建立健全平安社区、平安小区创建星级指标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平安创建和社区治理精准化水平。